亞洲區域合作短期平衡東亞儲備基金初現雛形

亞洲區域合作短期平衡東亞儲備基金初現雛形

5月5日，亞洲開發銀行(ADB)第42屆年會，同時也是東盟10+3第12屆財長會議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閉幕。東亞13國早已達成協議的清邁倡議外匯儲備基金終於敲定各國的注資比例。其中，中國出資額達整個儲備基金的32%，與日本出資比例相同，同列各國出資額榜首。
危機時代開啟的亞洲區域金融合作是否將從此掀開新的一頁？
「清邁倡議框架下的儲備基金的出資份額落實，其實只是在短期內達成一個很好的平衡，」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明5月6日向本報記者表示，「但要看到，亞洲區域金融合作說到底是危機推動的，一旦危機緩解，不和諧的聲音肯定會增強。」
2月22日東盟峰會除了決議將清邁倡議下的外匯儲備基金由800億美元擴大至1200億美元之外，還有另一項重要決定——建立一個獨立的地區經濟監督機構，以監管基金分配和地區經濟運行。
而本次東亞10+3財長會議在此一重要議題上並未取得進展，會議並未落實建立獨立的地區經濟監管機構這一建議。會後聲明只是提到，要盡快建立獨立監管機構；同意首先建立一個由專家組成的建議小組，與ADB和東盟秘書處緊密合作，以提高目前的監管機制，奠定清邁協議下外匯儲備基金的監管基礎。
「一直以來，本地區都缺乏一個獨立的金融機構。從另一層意義上說，這種缺位反映了更大的衝突，說明各國實際上還未就此達成協議。」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高海虹5月6日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那麼在此背景下的亞洲區域經濟合作又該走向何方？亞洲開發銀行作為本區域唯一的多邊開發銀行，是否到了需要變革、需要承擔起監管機構的職能？也許更多的討論才剛剛拉開序幕。
亞洲區域合作：中日競合
中國在本次年會中表現搶眼。除了在清邁協議框架下的外匯儲備庫中與日本出資額相同、並列第一之外，中國還在很多方面為促進區域經濟合作做出了努力。
5月4日，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李軍與亞開行簽署了總額高達30億美金的聯合融資協議，用於亞洲基礎建設的發展。
亞開行副行長趙曉宇在接受媒體訪問中透露，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銀行等其他幾家中資銀行已同意參與亞開行的貿易融資便利項目協議。預計亞開行將把該基金的資本規模由最初的1.5億美元擴大至10億美元。
就推進亞洲債券市場，趙曉宇還稱，亞開行希望在中國發行新一批熊貓債券，亞開行可能會用完中國財政部批准的20億元人民幣限額的剩餘部分。
「中國的態度是，在哪個區域可以取得進展，就努力去做。上述本次年會的成果恰恰體現了中國積極參與區域合作的態度。」中國社科院亞太所學部委員張蘊嶺向本報記者表示。
張表示，不單是此次年會上有一系列成果。事實上，一個月前的4月12日，中國還宣佈設立規模100億美元的「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用於雙方基礎設施、能源資源、信息通信等領域重大投資合作項目。此外，今後3-5年內，中國將向東盟國家提供150億美元信貸，其中包括17億美元優惠性質貸款。
無獨有偶，日本最近也對亞洲基礎建設關注倍增。在經濟危機背景下，日本希望通過投資亞洲各發展中國家，來拉動「亞洲內需」，重振本國經濟。
4月9日，在國會演講中，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提出了「亞洲經濟倍增計劃」，力圖促進對亞洲基礎設施的投資。
4月30日，麻生訪華期間在演講中提出，要推動亞洲區域內的廣泛基礎設施建設，加快人員、物品、信息的流通。麻生還舉例稱，從越南的胡志明市經過印度洋到印度的欽奈，經由馬六甲海峽，以陸路和海路現在需要兩周的時間。但是，如果能夠修築好從胡志明市經由越南、柬埔寨及泰國這三個國家到安達曼海的陸路，縮短通關等過境時間，那麼就可能只需要8天的時間了。
4月29日下午，日本外務省新聞官兒玉和夫向本報記者表示，在日本開發亞洲的具體計劃中，日本將向發展中國家投入總額200億美元規模的政府開發援助(ODA)以及200億美元的貿易保險預算，以規避、分擔日本企業和民間資金的投資風險，促進區域基礎建設。兒玉和夫表示，這兩筆資金由日本政府提供，具體運作則由JICA(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uthority agency)來運作。
那麼中國和日本在推進亞洲區域建設領域是否存在競爭關係？
高海虹表示，即便日本在區域中的開發有和中國需求類似的地方，但這也是良性的競爭關係。畢竟，這是多贏的投資。
「亞洲衛生系統、電力系統和交通系統的建設仍然是非常貧乏的。大量的錢要投入到這個區域中來。」5月4日，在中國進出口銀行與亞行簽署聯合融資協議時，亞開行知識管理和可持續發展副總裁Schaefer-Preuss女士說。而ADB的研究報告中提到，在2006年到2015年間，亞洲需要47000億美元的資金才能達到發展所需。
在亞洲外匯儲備資金池的注資比例中，中日分別注資384億美元，各佔總額的32%。是否就此可以認為，在區域合作中中國已經顯示出與日本同樣的實力？
「單憑出資的多少就來判斷兩者的實力，這是非常有失偏頗的。」高海虹告訴記者。高指出，首先，兩個國家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即便中國實力有所提升，也仍未跨越發展中國家這一階段。何況，中國所受到的影響並不小，中國金融機構受影響不大，但實體經濟受衝擊非常大，不能因此低估了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獨立的監管機構：花落誰家？
「實際上，1200億美元的區域外匯儲備庫，再加上獨立的宏觀監管機構，這幾乎可以構成東亞貨幣基金的雛形。」張明說。
按照原來的設想，該基金交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管理，其中80％的資金動用時須符合IMF的貸款條件。2月22日的東盟峰會上提出，建立獨立的區域監控機構和機制，以監測亞洲經濟的運行和資金的使用。
「現在的問題在於，這個獨立的監管機構是放在亞開行下面，還是另起爐灶？」
現有的決議只是提到各國決定專家組，與亞開行和東盟秘書處緊密合作，共同商討。而此前亞開行受訪人士均對該疑問表示開放態度，不承認不否認。從目前看，獨立監管機構花落誰家，似乎還有待進一步揭秘。那麼，近水樓台的亞開行是否有機會成為這個外匯儲備庫的監管機構？
高海虹對本報記者表示，這樣的探討其實已經存在多年。「亞洲區域內，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基金組織，一直都存在管理機構缺位的問題。缺位反映了更大的衝突，說明區域內各國對此很難達成協議。」高海虹說，「分歧的重心還是資金比例和投票權的問題。」
她認為，亞開行承擔這一監管機構職能的可能性太低。首先，亞洲開發銀行從來就不是一個基金組織，目前它只具備開發銀行的職能，在減貧、基礎設施建設、貸款等方面發揮作用。如果要發揮監管機構的職能，則需要進行徹底的改革。
其次，一旦亞開行進行改革，首當其衝的即是複雜的股東股本問題。
按照目前亞開行的股本比例，最大股東國為日本，其次是美國。在亞開行67個成員國中，歐美國家占17個。而僅就投票權而言，日本擁有13%的投票權，美國也有超過12%的投票權，其次才是中國和印度。也就是說，一旦亞開行想要承擔類似IMF的功能，股東、出資比例、投票權的問題至關重要，且難以在亞洲各國間達成一致意見。
張明表達了另一重擔心，「其實人們更多把亞開行看做是控制在日本手裡的銀行。」
目前亞開行行長黑田東彥和亞開行研究機構的領導人河合正弘，都是日本財政部前任官員。11年前，時任日本財政部官員的黑田東彥提出了設立亞洲共同基金的構想，後因遭美國反對而擱置。而關於亞洲共同貨幣的兩個提法都來自日本：一個是由亞開行主導的ACU(Asian Currency Unit)；另一個則是由日本一橋大學小川英治提出的AMU(Asian Monetary Unit)。
「應該承認，日本在區域金融一體化領域的確先行一步。」張明表示，但這並不意味著在獨立監管機構選擇上，日本或是亞開行就處於有利地位。
張明還表示，獨立監管機構實際上涉及不同主體的影響力問題。若該機構落戶亞開行，日本樂見其成；而放在東盟清邁框架下，東盟各國的影響力相對會高一點。
高海虹也表示，其實理想的狀態還是在清邁倡議下形成一個機構，改變目前各國自我管理的局面，以便朝區域金融一體化跨出一大步。但她同時也存在擔憂：在以往多年的討論中，僅就類似獨立監管機構的總部設在哪裡尚討論多年未有定論，那麼這個機構的最終確立，的確需要更多國家擯棄偏見、善用政治智慧來解決。